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让半个多世纪前的“哈定画室”呈现在世人眼前——不得不叹的是，海上画室曾经竟如此壮观，然而事实上，众多画室在近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20世纪，在“中国西洋画之摇篮”的上海及近旁杭州，私人美术画室或曾有机会重被点燃，然星火未能燎原。私人美术画室，不仅于形式上断裂，或许连同其精神气质也一并难以复生。回顾100多年上海西洋画室走过的路，恰似一段“梦”一般的美术教育历程。
记者逐一走访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画室的相关人士及学者，揭示相关“画室”文化资源的存在，希望能够拂去那些历史尘埃，走进艺术的“追梦人”与追梦的精神。
1933年，傅雷在《薰琹的梦》中写道：“人生原是梦。一般的梦没有真实体验到‘人生的梦’，故是愚昧的真梦。艺术的梦是明白地悟透了‘人生之梦’后的梦，故是清醒的假梦。薰琹，把色彩做纬，线条做经，整个的人生做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让半个多世纪前的“哈定画室”呈现在世人眼前。被遮蔽的诸如此类的相关“画室”教育的历史线索，表明从中国早期西画教育的摇篮到充仁画室再到哈定画室，已经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上海美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画室的相关人士及学者，收集了关于上世纪海上画室活动及画室主人的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揭示相关“画室”文化艺术资源的存在，我们所希望的是能够拂去那些历史尘埃，走进那些艺术与人生的“追梦人”。 海上画室自土山湾兴
徐悲鸿曾语：“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土山湾)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据史料来看，中国的首个西洋画室当是162年前的土山湾画馆。
19世纪40年代，西班牙籍传教士范廷佐被派到中国。数年间，他设计了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座教堂，并绘制雕塑圣像、指导工匠制作祭坛等宗教用品。范廷佐不满足于个人艺术活动，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
范廷佐先于董家渡设立个人工作室，1851年，将工作室迁至徐家汇，准备扩展后兼做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1852年，徐家汇“艺术学校”开张。范廷佐负责素描、雕塑、版画教学，意大利神父马义谷教授油画。马义谷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
“艺术学校”规模很小，中国学生人数寥寥，但它却是上海最早进行西方艺术教育的场所。1872年，这所学校搬入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院的下属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
在土山湾画馆近百年的历史中，300余名学生先后接受了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训练，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画馆作品遍及中国及世界，影响所及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根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的研究，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伯年、沙山春等名家，都曾在与画馆的交往中熏染过西洋美术气息。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人皆间接受到画馆影响。任伯年、刘海粟、陈抱一等艺术家也汲取过土山湾的养分。从画馆走出的画家，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从范廷佐到陆佰都再到刘德斋，从刘德斋到徐咏青再到何逸梅，从杭稚英到金梅生再到李慕白，从田中德到张充仁再到哈定，其间的师承脉络清晰可见，他们与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土山湾画馆画徒共同走出中国近现代西画发展的第一大步。
这条路上，有一个极为重要却易被忽视的部分，是西洋美术教育中的私人画室。从土山湾画馆诞生起，上海曾开启了一个画室美术教育的年代，出现过充仁画室、薰琹画室、江湾画室、线上画会、哈定画室、新华画室、孟光画室、东方画室、艺风画室、倪贻德画室等大大小小、教学时间或长或短的西洋美术私人画室。开办人有的出自土山湾，有的留洋学艺归来，有的毕业于沪上美术学校，有的则是画室学徒出身。
1949年后，土山湾画馆关停(1958年)、上海美专及苏州美专沪校外迁，新华艺专关停以及短命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曾经历过美术学校缺席的6年，其间，私人画室成为培养美术人才、普及美术教育的处所。
目力所及，学界和媒体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或思考都显得十分单薄。中国内地至今没有一本著作或一篇学术文章详细记录并探讨关于画室的相关问题，与画室有关的资料仅散见于报刊短文、随笔、当事人回忆录或某些展览说明中。
目前部分画室最早的学员已谢世，一些在世的学员普遍年逾古稀。今年83岁的马玉如就可能是倪贻德在杭州的画室现存唯一的亲历者。老者们对画室的回忆与讲述不仅是一份极珍贵的口述资料，更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的重要补白。
记者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的私人画室，采访画室学生、画室主人子女、美术史学者近20人，收集了关于上世纪海上画室活动及画室主人的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或许这样的工作能帮助读者关注这一长久被遮蔽的领域。 画室成为“西洋美术之摇篮”
受过土山湾艺术启蒙的张充仁于1935年创办了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室“充仁画室”。充仁画室学生，有当时已具社会声望的摄影家和书法家，青年时求学于充仁画室的哈定日后不仅成为职业画家，
同时也开办了名震上海的“哈定画室”，摄影家简庆福也是充仁画室学生。
1923年成立的白鹅绘画补习学校(1928年9月成立白鹅绘画研究所)及1928年成立的“艺苑绘画研究所”，这两个西画团体，也被视为画室。由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发起的“白鹅”，学员前后达2000余人，画家程及、费新我及江丰皆出自“白鹅”。
1953年挂牌成立的哈定画室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私人画室，画家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庞卡、王劼音等均受到过哈定指点。作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虽未拜于哈定画室，但他们在哈定画室及孟光画室的活动，无疑增进彼此间的艺术交流。
与张充仁同样受教于土山湾的杭穉英，与李慕白、谢之光三人，在20世纪上半叶是沪上月份牌绘制能手。杭穉英画室活动于20世纪20至30年代。为提高画室学生绘画水平，杭穉英甚至将自己的学生送到充仁画室和白鹅画会深造。
近现代美术史学者、上海大学李超教授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发现决澜社创立人之一的庞薰琹曾于法租界麦赛而蒂罗路92号楼开设薰琹画室，并于1932年在决澜社刊物《艺术旬刊》上刊登广告，招聘画室附设的绘画研究所研究员。
决澜社另一创立人倪贻德曾于上世纪20年代在杭州创立西湖艺术研究所，事实上他此前在上海期间便在打浦桥一带设有私人画室。
1963年，成立仅5年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本科)被要求“办完即止”。后，无奈由上海市美术学校(中专)接棒，直至1983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
作为哈定画室、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现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劼音亲历了这段历史。2014年8月，他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研讨会上说：“解放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发生断裂，幸而有画室存在。画室作为一颗种子，发芽、生长。改革开放后，国内美术活动与教育和西方重新连接，正是因为曾有画室存在。”
培养文化人才与雅集之所
求学白鹅画会的沈之瑜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美术考古及古文字专家，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并创建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除了白鹅画会的经历，沈之瑜还与一些同道者于1936年创办了线上画会，并请来江湾画室创办人陈抱一教学。
上世纪50年代，进入白鹅学画的瞿谷量后来考入上海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1954年该社招聘时，入选者有六人出自白鹅。曾求学于陈盛铎画室的黎鲁，亦是一位出版家，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充仁画室学生吴知源成为了职业建筑师。哈定晚年在美国期间的华人学生Harry WU(伟伟)现任FOX电视台数码设计总监。
画室之所以培养出诸多文化人才，与20世纪初的教育政策有莫大关系。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者、“白鹅”创始人之一潘思同之子潘耀昌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蔡元培任民国教育部总长时，重视补习教育、民众教育，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其施政纲领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照相馆、剧场、电影公司、企业广告部、出版社、报社等都急需美术人才，私人画室的诞生不仅迎合社会美术教育的发展政策，也为用工单位寻找合适人员、美术青年就业搭建起平台。
艺风画室学生胡曰龙说：“那时的画室与现在不同。解放前，画室出来的学生，照样可被聘用，与学校毕业生一样。现在是一条腿的教育，不考大学就是无路可走。”
画室不仅培养出众多人才，亦留下诸多档案文献。
陈秋草主持“白鹅画会”期间，曾出版“白鹅”艺术刊物《白鹅画册》、《装束美》，1929年连续出版“白鹅年鉴”，1934年陈秋草主办的《美术杂志》，刊登过王济远、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吴大羽等人的绘画作品，还发表过傅雷译作。
哈定在办画室期间，先后出版《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两本专著，填补了当时基础美术教学教材的空白，教材在一两年内多次再版加印，对一代美术学子产生了影响。倪贻德曾任《艺术旬刊》的主编，傅雷也曾主持过这份刊物。东方画室创办人任微音曾出版过《铅笔画学习》。
蔡元培与鲁迅赏识陈秋草的办学，鲁迅常到“白鹅”参观。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内山嘉吉在上海主持木刻讲习班时，学员中便有“白鹅画会”的江丰等3人。梅兰芳曾出5根大金条，请艺风画室的费伯夷为其画油画肖像。上海美专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常常会于孟光画室，与老师讨论作品。
可以说，无论是美术人才的培养、文化人才的熏陶、艺术文化出版物的编制，还是社会名流的互通，画室都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画室是伴随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发生、发展的产物，是西洋美术发展的见证，其本身也成为美术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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